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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孫郁:魯迅拓展了語言表達的潛能

    時間:2011/10/2 16:17:26 點擊:2499

      郁達夫生前對魯迅的評價意味深長,以為在文字上是有奇氣的。魯迅的思想,都是在與敵對的力量對比和抗衡的時候顯示出來的。有趣的是他在闡述自己思想的時候,不是簡單地布道,而是一直用形象的語言為之,顯得很特別。我們注意到,在他和學者們爭論理論問題時,表述方式卻是詩化的,得莊子與尼采、普列漢諾夫的妙意,將復雜的問題形象化地表述出來,顯示了一種高度。我們一些研究魯迅的文章,不太注意魯迅的表達方式,漠視魯迅審美的特點和精神哲學的特點而談論魯迅,是很有問題的。

      魯迅認為漢語的表達應當有現實和詩意的情懷。寫實其實是很難做到的一種精神勞作。在魯迅看來,現實的復雜有時候不都是能用日常語言表達出來的。寫實不意味著復寫,而是要看到表象后的存在。除了批判理念、智性之光外,魯迅一生對事物判斷的那種詩意的表達,后人一直沒能很好地繼承下來,F代漢語越來越粗鄙,單意性代替了繁復性,文藝腔置換了詩意。其中的問題是喪失了漢語表達的維度,把語言僅當成工具,而非精神攀援的載體,不僅古意寥寥,連銜接域外藝術的沖動也失去了。我們和“五四”文人的距離,在表達的取向上就已經問題多多。

      自然,每個時代有自己的語言方式,今人不應再返回過去。魯迅的語言是不同于古人,也不同于同代人的。古代的語言在他看來是被士大夫氣污染了。那些事功的書寫和頌圣的文字,殊乏創意。而同代的語言則有江湖氣和八股氣,缺少的恰是生命的意志。那個意志不僅含有智慧,還有人性的暖意。我們現在卻把那些幽夐的溫潤的文體放棄了。魯迅跳出眾多的表述空間,在寂寞里獨辟蹊徑,置身于時代又不屬于時代,那就既有了當下意義,又有了純粹的靜觀的偉岸。

      魯迅的表達很少重復,每一個話題都有特別的語境。他對生活的把握不是機械的描摹,而是著重復雜的不可理喻的存在。即使最憤怒的時候,也依然能將美麗的句式呈現出來。

      在言說里,人們很容易進入精神的幻象。他的表達過程卻一直避免進入這樣的一種幻象里。舊的士大夫的一個問題就是常常自欺,而且欺人,人生的真相就被遮蔽了。新月社主張愛的文學,不滿意左翼作家的理論。魯迅就說,新月社不滿意的是世界上還有不滿意現狀的人。這樣的看法含著哲學的意味,實則是表達的悖謬的一種展示。作者在《文藝與政治的歧途》中寫道:“從生活窘迫過來的人,一到了有錢,容易變成兩種情形:一種是理想世界,替處同一境遇的人著想,便成為人道主義;一種是什么都是自己掙起來,從前的遭遇,使他覺得什么都是冷酷,便流為個人主義!边@樣的語境,令人想起海德格爾在《存在與時間》里的一句話:“對存在發問的時候,也必須對發問者進行發問!濒斞笇ρ哉f的有限性的警覺,在提倡白話文的時候一直沒有消失,他能夠看出語言維度的開放性。

      表達很容易落入俗套,這是他一直強調的看法。他用詩意的語言表達思想,其實就是顛覆這種尷尬。比如,講思想與藝術之間的關系,他就說:“從噴泉里噴出來的都是水,從血管里流出來的都是血!痹谡撌鲂麄骱退囆g的關系時,他說:“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然是宣傳,而一切宣傳卻并非文藝,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(我將白也算作色),而凡顏色未必是花一樣!边@樣的比喻很有跨度,也避免了理論闡釋的單一性。他的雜文猶如這種筆法的同樣很多。

      語言也是一種幻象,而且是導致人進入悖論的載體。拆解這種怪圈,對語言的限制和反詰,對他是一種超越極限的快慰。魯迅的語言造成了與背景隔離的效應,一方面進入市井,一方面不屬于市井,于是存在的面孔便清晰了。他對中國社會的描摹,何曾是簡單的圖式呢?那種復雜里的凝視,存在著精神的偉力。舊式話語方式在此已失去力量。而他對新語境的營造,給我們以久遠的感念。

      魯迅整理的古代文獻有上百萬字,翻譯的作品有300萬字。他對民間藝術的研究也很多。那結果是語言發生了變化,有疏朗自如之氣,方巾味與腐儒味均無,倒是和古人相通者多。他談到先秦兩漢,講起六朝、唐宋,都有灼見,說一些別人不說的話。有時候似乎也和古人為伍。比如,他曾說,現在的中國還仿佛是“明季”,都是讀書閱世的一種心得。因為通曉古人之得失,方知今世之明暗。他的語言深處的古風,需暗自體味方可見到。

      上世紀30年代的魯迅,在翻譯上給人很大的沖擊。但那時候譯界幾乎沒有人認可他的譯風。他的譯著因為生澀、直硬而受到非議。晚年所譯之書幾乎都無其雜感和小說那么流暢,仿佛有意與人搗亂。按當時的精神狀態,他本可以寫一些厚重之書,做自己心愛的事。一反常態的是,他卻故意在文本上與思想上和舊有的習慣作對,文字趨于艱深,句子拗口,幾乎處處可見反漢語的用意。梁實秋曾諷刺說是一種硬譯。連瞿秋白這樣的人,也不能完全了解其選擇的深意。魯迅在那時將自己置于譯界的對立面。我看先生的一些短文,感慨于他對自己過分挑戰的勇氣。應當說,譯蘇聯的文藝理論及小說,在他有多層用意,除了精神層面上的變革外,我以為重要的還有語言學上的思考。魯迅覺得中國人的國民性出了問題,與思維方式大有關系。思維是靠語言進行的,問題是漢語的敘述方式存在著弊病。比如無邏輯性,沒有科學化的范疇,概念不精確等等。在舊的語言中,大概只會產生詩化的散文,不會有科學理性的存在,至少沒有數理邏輯一類的東西。晚年在著手介紹域外文藝時,他已不再滿足于內容的傳達,而著眼于表達的變化。不是從“信達雅”的方面考慮讀者的閱讀習慣,相反是逆著傳統的秩序,原文照搬洋人的語式,使文句冗長、生澀,一些新奇難懂的句式不斷出現。魯迅相信,改造漢語不能不借用外來的語法,否則精神的表述永遠在一個封閉的系統里。他甚至以為,漢語的歷史就經歷了外來文化的沖擊。先秦的文章是一種模式,兩漢魏晉大變,原因是漢譯佛經激活了漢語,那一次沖擊使漢語有了一次飛躍。后來漢語的發展又被封閉起來,不能自我更新。欲救死狀,惟有移來洋人語言,與現代口語結合,漸漸改良,庶幾可以讓古老的書寫柳暗花明。

     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,魯迅洞悉人間的眼力是超常的。他無疑是一個忠實于存在、歷史和自我的人。其一生的勞作,繼承了古中國幾近消失的文化之光,又把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因素引入到新文學里。他不是建立一個固定的秩序,而是建立了確立自我而又不斷否定自我的開放的藝術空間。這個選擇避免了對舊話語的復歸,也避免了自我的封閉的單向價值判斷。一個鮮活的智慧之流在現代史上開始涌動了,我們終于在他的文本里,看到了我們漢語言表達的潛能。(孫郁)

    作者:佚名 來源:不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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